1943年，侵华日军在鲁西制造了一次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细菌战，屠杀中国平民数十万人。在沂蒙革命老区，一个叫崔维志的人在研究地方革命战争史过程中，无意间发现了反映侵华日军实施鲁西细菌战的线索。他怀着强烈的历史使命感，进行了艰苦细致的调查，历时１０余年，终于揭开了一个尘封近６０年的黑幕。
偶然发现尘封记录
现任山东省临沂市党史委主任的崔维志生于１９５４年，工作后一直利用业余时间研究中国地方革命战争史。
１９９３年６月，崔维志和妻子唐秀娥背着简单的行李，到各地档案馆查资料。一天，他们来到位于南京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在一部尘封已久的南京国民政府档案里，他们看到了这样的记录：“民国三十二年（１９４３年），山东卫河流域曾发生一次大规模的霍乱，国人死亡甚重。”
意识到有隐藏黑幕
对抗日战争历史颇有研究的崔维志看到这简单的记录，敏感地意识到其中可能隐藏着一个不可告人的黑幕：２０世纪４０年代初期，日军大量屠杀我抗日军民，１９４１年和１９４２年分别在湖南常德和浙江义乌实施了细菌战。１９４３年在卫河流域发生的这场霍乱，是不是日军实施的另一场细菌战呢？
重大发现:各地询查找到史料
此后３年间，崔维志先后到济南、聊城等地的档案馆查档，均没查到有关鲁西细菌战的蛛丝马迹。
随后，在北京的中央档案馆里，经过半个多月的查阅，崔维志获得重大发现。在由抚顺日本战俘管理所转到这家档案馆的日军战俘１９５３年至１９５５年交代材料中，有一批关于鲁西细菌战的口供、笔供和检举材料，这次细菌战的策划、准备、实施情况和战后日军秘密调查统计的中国平民死亡数字全都包括在内。至此，鲁西细菌战的真相浮出水面。
深入受害区取证
崔维志没有就此止步，为验证这些材料的真实性，他数十次深入到鲁西和冀南受害区进行民间调查取证，先后走访了４００余名知情者。受害人血泪斑斑的控诉，进一步印证了这些史料的确凿。
出书披露屠杀历史
２００３年７月，崔维志的《鲁西细菌战大揭秘》一书出版，向世人披露了侵华日军实施鲁西细菌战屠杀中国平民４２．７５万人的历史。这一发现，引起了世人的震惊。中国社科院章伯锋教授说，鲁西细菌战是历史上被隐瞒的篇章，崔维志是这段历史研究的拓荒者。细菌战真相
日军战俘交代详情
鲁西细菌战是日军精心准备、周密策划的一个大阴谋。日军战俘林茂美交代了“十八秋鲁西作战”的实施详情。他交代说，此次作战由华北方面军司令冈村宁次和日军细菌战最高权威石井四郎亲自指挥。实施作战的是１２军第５９师团，由师团长细川忠康具体部署。
石井四郎发布动员令
１９４３年８月２１日，石井四郎在华北方面军司令部召开的会议上，作了关于“华北防疫强化对策”的报告。石井四郎在报告中说，因北京、山东、河北、河南等地发生了虎列拉（霍乱），应禁止在上述区域乘车、乘船，这些地区的果物蔬菜也禁止外运。
崔维志认为，这份报告使用的是隐词，发生虎列拉就是实施鲁西细菌战，禁止通行的区域即是实施鲁西细菌战可能蔓延的区域。此份报告实际上是实施鲁西细菌战的动员令。
病菌由河水携带散布
林茂美供述：“第５９师团防疫给水班，于１９４３年８月至９月间，在馆陶、南馆陶、临清等地散布过一次霍乱菌。当时散布在卫河，再把河堤决开，使水流入各地，以便迅速蔓延。……细菌是我交给第４４大队军医中尉柿添忍，再派人散布的。”日军战俘菊池义邦在题为《我参加了最为野蛮的细菌战》的笔供中交代：“我作为第１１１大队机关枪分队长参加了此次行动，帮助日本帝国主义军队实施了最为野蛮的细菌战，现承认这一罪行，并表示认罪。”
４０多万平民被害
细菌战实施后的情景也有史料记载。据《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记载：“鲁西北……出现了大面积的灾荒，冠县、堂邑公路两侧、马颊河两岸约１５００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形成了涉及莘县、冠县、聊城、堂邑４个县１０余个区１０００多个村庄的４０万人口死亡的‘无人区’。”“军民们遇到了难以言状的困难……农村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惨景和‘早死有人埋、晚死无人抬’的现象。”
据日军战俘交代，通过陆地撒播和决卫河大堤，从１９４３年８月下旬至１０月下旬，鲁西冀南２４个县共有４２．７５万以上的中国无辜平民被霍乱杀害，日军制造了人类细菌战历史上最大的惨案。而这仅仅是部分受害区域的统计数字。
战后揭秘:用“隐词”严加保密
崔维志说，日军实施细菌战，违背国际公约和人道主义。因此，从一开始，日军就千方百计进行掩盖：部队一律称代号，违者“严惩不贷”；细菌制造、作战活动均打着卫生防疫的幌子，作战计划、命令和汇报统统使用“隐词”、反语；对配合执行作战的海陆空军官兵也严加保密，除少数高层人员外，其余官兵包括具体操作人员均不知自己所为。
细菌战罪证被带回日本
日军战败后，山东细菌战部队在日军大本营的关照下，销毁杀人器具、罪证，携带相关资料率先潜回日本本土。实施鲁西细菌战时任关东军七三一部队军医部部长的川岛清在苏联伯力审判中，交代了这一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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